青灯琐忆
黄苗子
记得大约五、六岁，我在离开故乡广东香山（后来改名中山）前，是住在县城石岐仁厚里我们祖居的。这屋子不大，比起右邻刘家的对缝高大砖墙，真觉得有点寒碜，那还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。我祖爷黄屺乡（一作芑香。名绍昌），他在清末中过举人，当过福建总督何璟（筱宋）的幕僚，其后在广州广雅书院（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），分校史学（相当于史学教授），最后在石岐丰山书院任山长（相当于中学校长）。屹乡公是广东大儒陈澧（兰甫）先生的高足弟子。记得兰甫先生的《东塾集》，有《与黄绍昌书》，是和我祖父论学的信札。
我出生时，祖父、伯父已经去世，我父亲因为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，和当时袁世凯派到广东当督军的龙济光势不两立，被关进广州陆军监狱，所以我小时候很少见到我父亲，印象最深的是我家的书房。书房分两进，外面有两排酸枝椅和茶几。当中一个大铜鼓，下面红木座子支撑着，传说是“诸葛亮征蛮鼓”，其实是广西、云南一带少数民族的器物，相当于汉代的古铜器。四周是线纹及几何形图案，当中一个蹲踞着的铜虾蟆，是立雕，四旁还有四个铜耳。家里传说刮风下雨时铜鼓会嗡嗡作响，可我从未听到过。我小时每到暑天，喜欢俯伏在铜鼓上面，或趴在旁边四块大黄蜡石（英德石下支木座）的凳子上，觉得十分凉快。墙上是四幅任伯年的花鸟画，其中一幅桃花流水，上泛几只鸭子；另一幅芙蓉山石，上坐一只黑白花猫。姑妈虽然不曾念过多少书，可是在这“书香门第”的熏陶下，也会看“木鱼书”（一种广东民间流行的唱本）。她看我天天对着这四幅画出神（当然我那时只知道画得好，并不了解任伯年是何许人），起初是凭她的意思给我解说哪个是猫，哪个是小鸭等，后来索性编出四句广东话诗教我背诵，如今至少已隔七十年，可是我还逐字清楚记得，诗曰：
鸭仔落田“打丁汆”（音dum），猫儿上树看花林，
阿婆唔食三餐饭，唱条歌仔解婆心。
这些中山土语，必须加点注：“鸭仔”，即小鸭。“打了汆”者，双蹼打水作声也。“唔食”，即不食，阿婆已经有三顿没吃饭了。“歌仔”，意即歌儿，唱个歌儿给阿婆解解心闷。
任伯年从清末到现在一直画名甚高，这四条屏可能是祖父托人从上海买来的。但伯年先生万想不到，在他老人家逝去几十年后，竟有幼稚妇孺，把他的杰作借题发挥，降低到儿童趣味的程度。可是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，任伯年的名字和作品，却较深地印人我的脑中。
姑妈的名字，我家没有一个后辈知道，都只叫“四姑妈”，她年轻时嫁到城里钱家，离我家不算太远，丈夫很早就死去，她分了一份不多的田产，当了一辈子寡妇，住在钱宅内的一厅一房里。买个丫头叫旺喜，旺喜狡狯贪馋，姑妈对她束手无策，只是整天向她唠叨。除了拜观音菩萨之外，唯一排遣日子的是骂旺喜。因为太寂寞，有时把我领到她家住几天，我喜欢坐在她那红木圆桌底下当“大总统”（四姑妈说，“大总统”是什么“伟人”，就叫我坐在桌底下的“宝座”上“当”起来）。晚上临睡，在四姑妈床上看她下了帐子，点个小方铁灯烧蚊子，蚊子一经设有玻璃那一面罩住，就在劫难逃了。四姑妈迷信观音菩萨。用纸剪几个小人，把它们用香烟缸盖子盖在观音菩萨座子底下，她拜完了观音就用小棍敲那盖子几下，有时也叫我敲，她神秘地说：“菩萨有灵”，这样一敲，坏人就倒霉，她相信袁世凯死、龙济光下台，都是她这种“禁咒术”的功效。
大约在我十二、三岁的时候，四姑妈有时还到香港我们家住一个时期，以后，就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。
仁厚里老屋的天井不大，在客厅和“神楼下房”（高踞客厅北面当中上层伸出来，供奉祖宗神位的小阁楼，叫‘神楼”，下面照例是两边或一边开门，门内过道旁边的小房叫‘神楼下房”，再进去就是内室了）前面，和客厅几乎很不相称。但我对这小天井特别好感，第一是下雨时可以脱光脚丫下水放纸船；第二，左邻家有一棵老龙眼树，结果时正好垂过这天井墙头，大人们都道貌岸然，关照不许偷摘，可小孩却并不客气，瞧着大人不在，用竹竿猛打几下，甜厚多汁的龙眼，就可以大快朵颐。
我的老师邓尔雅先生，是当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，写得一手好篆书和刻得一手好图章。燕大名教授容庚是他培养出来的外甥。尔雅先生和我父亲都是广雅书院的高才生，我祖父就算是他的老师，而尔雅先生的父亲，那时是广雅书院的山长（相当于大学校长），又是我父亲的老师和我祖父的同事，尔雅先生有几首追忆广雅书院的诗，其中一首是：
江夏黄童多颖悟，法山居士亦吾师；
忍提唐代开元报①，怕写阳冰篆字碑②。
尔雅先生这首诗，第一句“江夏黄童……”是对我父亲的推誉。法山居士，是陈兰甫的幼孙陈公任，都是广雅书院同学。我父亲长期在香港担任报纸主笔及总编，那时已经去世，所以诗中有“忍提唐代开元报”之句。我祖父死后任城隍神的怪说，我在三十年代中，也亲聆孙仲瑛（名璞，南社诗人，我祖父在广雅书院的学生，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，后来在上海、广东任官职，一九五○年后在香港逝世，是我追随多年的前辈）先生谈及。但我们这一代人，心目中已经没有什么“城隍”，所以脑子里不存在我家上代有这件姑要听之的神话。
至于我父亲，据长辈说，他少年时是个跅弛任性的小少爷。母亲和堂大姊说，他有一天跟祖母顶撞，一赌气，跑上“神楼”就要向客厅跳下来，吓得祖母在慌乱中用两手拉着衣服前摆去接他。自然他没有冒这个险，因为他明知道祖母衣服的“前摆”承载不起他。
父亲从广雅书院回乡后，祖父和伯父相继亡故，他曾经在《香山纯报》里发表文章，鼓吹革命，这就是后来顽固派在写到清末广东学者黄屺乡的小传时，提到屺乡先生的“幼子某，辛亥后惑于邪说……”的由来。他平日疾恶如仇，据孙仲瑛老人告诉我：我父亲在《香山纯报》时代，经常写文章批评县里的秕政；对于不法士绅，也毫不留情地在报上揭露讥讽，当时香山人民最恨的是绅士马六山和李少山，他们鱼肉乡民，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，我爸爸在《纯报》上曾写有“马六连同李少山，行为无耻性凶顽”的讽刺诗句，指名道姓，把这些绅士恨得牙痒痒的。后来广东督军龙济光把他关进监牢，一方面是他平日反袁（世凯）拥孙（中山）的鲜明态度，另方面，和《香山纯报》得罪了这批豪绅，都有关系。
我父亲关进监牢，出狱不久就举家迁移香港，那时，仁厚里老屋交托给一位嫁给谭姓姨妈的两个儿子看管，记得过不几年，我家突然乌云满天，爸爸和妈妈大吵大闹，原来我这两位表哥不怎么“仁义”，把我祖父的古董、字画、藏书……逐渐卖完花光，最后人也拍拍屁股走了。父亲一气之下，就把仁厚里祖屋也卖掉了。从此，任伯年的“鸭仔”和猫儿，连同姑妈教的歌儿，以及铜鼓、英德石凳、小天井、龙眼树等等，就只能永远在我脑子中留下来了。
石岐仁厚里的老屋是我的出生地，真正的家乡却应当是石岐对江的长洲乡。长洲黄姓是村中大族，我们这一支，在那儿也没有老家了，但我父亲和伯父都当过长洲烟洲小学的校长，那时我还太小，没有去过。我对于长洲的印象，只是从我祖父同时代的一位同乡学者黄培芳（香石）写给他老人家的一幅大中堂：
长洲有烟雨山；旧志为八景之一，曰：长洲烟雨。
这几个字中，得到一点茫然的美的享受。
“长洲烟雨”在哪里，我至今茫然。
我九岁的时候，在香山龙都坑口墟外婆家念书，因为看龙船出游（乡人赛龙舟前一天，照例由参赛者把船上的龙头龙尾在本乡游行示众，敲锣打鼓，十分热闹，也是预祝胜利的意思）爬上杨家对面街边米店的柜台，靠在栏杆上得意地观看，不料柜台栏杆是活的，我一高兴．身体往前一推，就倒栽葱直冲街石，额部当堂鲜血直流，店中伙计和表弟忙抱我回到家中，外婆吓得慌了手脚，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长洲来了一位教书的堂姑姑，她也要回长洲休假，就把我带回长洲她家，一面治病一面休养。那堂姑姑家有个花园，白兰树浓香醉人，堂姑姑的住房就在白兰村边上，她为了不惊动老人，就把我安置在她房里住，记得她每天带我乘横水渡（过江小艇）到石岐江边的博爱医院看病换药。我没事就在花园里跟蝴蝶、蜻蜒和蚱蜢捣乱。堂姑姑花园度过的一星期，是我童年对长洲的甜蜜印象。这个真正的故乡见闻仅限于此。及至六十四年以后，即一九八六年春节和一九八八年五月，我两次重返故乡中山，都到长洲去看看，但除了看到黄氏大宗祠和烟洲小学局部——我父亲教书时的校址，还保留了六七十年前的面貌以外，到处是柏油马路，新建的出售别墅、工厂和民居；现代化的岐江大桥代替了我童年的“横水渡”。堂姑姑那座古老花园，早已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了，只有右额上的伤疤至今还留下当年顽皮的痕迹。
我母亲姓杨，是隆都申明亭坑口墟乡人。外公晓山公，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老帐房，公司叫垣昌，船是来往石歧广州的。杨公（我们对外祖父的尊称）每年春节回家度岁，平日居住广州垣昌公司里头，安分守已度过一生。外婆是个能干的主妇，生下一男六女，我母亲是最小的一个；舅舅是个秀才，很有才气，受到康有为的器重，据说戊戌（一八九八）政变以前，他是十分活跃的改良派，戊戌以后，可能是由于康有为的关系，行踪无定。我父亲一九一四年左右被龙济光逮捕，坐了两三年牢，据说是我舅舅求康有为给龙济光写信，说“明德之人（指我祖父），不可令其无后”，因此得到‘龙王”（当时广东人给不可一世的龙督军的绰号）的赦释。可是父亲不买这个帐，出狱后立刻登报声明：“他的出狱，与保皇党康某无涉”云云，从此我们黄家就和外公家闹过一个时期小别扭，直到我们定居香港后，才往来如初，可是那时我舅舅早已离家失踪，从此不知去向了。
一九五○年，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，听范文澜教授讲中国现代史，他提到戊戌政变以来，中国进人民主革命时代，从此以后，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，走过许多曲折艰苦道路，其中不少吃过苦、流过血的人，这些人的主张道路尽管不同，但是对国家民族忠诚，却是一致的。当时我立刻就联系到我舅舅和我父亲这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遭遇。但我认为这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悲剧，却没想到三十年后，无产阶级浩劫，还有不少的“后来人”！
舅舅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女儿，都由外公外婆照顾。大儿子（我叫他“惠表”）跟着外公在广州，他在岭南大学念书。大女儿已经二十左右，读过书，不出闺门，孤芳自赏。二女儿十六、七岁，体力强健，能挑百十斤东西赶路进城。脾气也十分直爽痛快，可不认得字。小儿子（“治表”）比我小一岁，因为不肯上小学，外婆特别去信给我母亲，要我到乡下读小学，以便和表弟作伴，我便在九岁那年，由母亲带着回杨太（外祖母）那里读了一年半的书。
时间不长，但外婆家那段童年生活却使我印象甚深，我最初是同一位姨妈的女儿住在“神楼下房”左边的一间小厢房，不久那位表姐远嫁到美国去，我就一个人睡，为了省油，房内的火油灯一早就灭了。我摸着黑登上那古老大床，觉得十分可怕，天未亮就被鸡叫声吵醒，牛整夜啮草，声音听来也十分清楚。天濛濛亮，我被附近粮店的春米声干扰，无法再睡，农村特有的这些声音，最初很不习惯，因为在香港从来未听见过，可后来每一想起，就产生一种深足留恋的感情。
外祖母对我十分喜爱，可规矩也很严。舅母始终是一副冰冷的寡妇面孔，她操持全家的家务，可经济权是外婆掌管的。二表姐是她的好助手，柴米盐油都由二表姐一手经办。我这个寄食的小亲戚，虽然给她添不了太多的麻烦，可到底是个无关紧要的外姓人。
我从小就馋，外公一族的祠堂每年春秋两祭都给杨氏子孙分猪肉，每次的猪肉都分得不少，在外婆的指导一卜，舅母用香山特有的卤虾把烧猪肉再焖一次，这种卤虾焖肉可以贮存下来吃上十天半月。外婆家冬天还有一种油泡着的腊鸭屁股，这两种油香喷扑的佳肴，是我小时候最欣赏的美撰，还有崖口隔田乡陆姓姨妈送来的特产蠔油，使我对外婆家的饮食大感满意。
我和表弟读书的地方是离家不到一里路的乡立小学校，是借“杨氏大宗词”作校址的。校长杨星垣先生是一位饱学的乡绅，和我外公、父亲都认得。教员也是县城里请来的师范毕业生，词堂建筑高朗，光线充足，老师教学也认真，杨校长不常到我们一年级来，可是我记得他教过一次国义，是校长自己编的儿歌，前头好多句现在都忘干净了．只记得最后四句：
清明过了花不好；
诸儿读书且趁早，
莫教日后添懊恼。
五六十岁的老校长，头发白了，壮重而可亲地给我们教这些句子的印象，至今不忘。
学校离家虽不到一里路，但对于一个孩子，这个天地不算小，学校的对面是一口鱼塘，方广约四、五十亩，学生们要大便，就举手向老师请假，奔赴池边，走过小独木桥，在木头搭出来的茅厕上出恭。小孩好奇，特别欣赏大便落下水中，群鱼争夺的紧张场面。可厕所的木板太宽，只为大人方便，没有为孩子着想，很容易失足落水，尽管如此，我那时对于那鱼塘的茅厕还是十分好感的，特别是在烟雨霏微的时候，风吹蓬顶，人过小桥，确实饶有诗意。鱼塘旁边有条石板小路，我每日同表弟来往四次。路边有一家大乡绅家的花园，有两种果树都是使孩子们垂涎的，一是“冬拈”（拈字粤音读为nin），是一种小核很多的浆果，状如小石榴，味甜，有特殊香味；一是葡桃，圆形皮厚，里面有两颗大核，可摇动作响，葡桃一端有须。洗干净了去核吃皮，也很香甜。这家人家姓刘，有亲属在美国，乡下人管他们叫“金山客”。他们家还有吊式洋煤油灯，手摇留声机等等。倒霉的是园中蓄有有恶狗，孩子们只要经过，就狠狠地狂吠，要想偷吃“禁果”，是不像亚当、夏娃那么容易的。
小路旁边有一条小沟，流经杨家对门，一直流出村外。那时农村没有农药，更没有工厂的污水，这条小沟虽然有时浑浊，但多数时间是清流，特别是雨后，你可以看见至少有两种小鱼：一种是透明的小鲦鱼只有一寸左右长，两点小黑眼睛，游得十分灵快，村里人叫它做“白眼的笃”；另一种比小鲦鱼长，约有二寸左右，身上许多彩色小横条，有点像今天人家养的热带鱼，村里叫它“鲶（粤音nom）唐匹”。小孩喜欢它，可不容易捉，晚上点上小灯笼，引它们浮出水面，然后用个小布兜一兜，“鲶塘匹”就同“白眼的笃”一起被放进玻璃瓶子里。那时，几个比我和表弟还小的村娃，就一面跳笑着一面唱：“鲶塘匹，嫁灯笼，（‘灯笼’乡音念‘凳亮’）白眼的笃做媒人。（‘媒人’念作‘媚娘’，娘上声。）”
记得暑假寒假没有回家。那年暑假，惠表哥从广州回到乡下省亲，印象较深的是，这位大少爷不知哪里里弄来一匹马，神气十足地在家门口那小路上跑来跑去，乡下人少见多怪，看热闹的人比今天看一部“奔驰车”走过还要惊奇。听说南方有些县、区（镇）书记，现在也坐奔驰车了，你奇怪吗？他说是侨胞捐的呢，我的老天爷！
在外婆家的一年多，是我童年最舒服开心的一段时光，外婆家的卤虾肉和鸭屁股把我喂成个小胖子。在香港的爸爸，藤条已经“鞭长莫及”，我更无忧无虑了。我本来认识几个字，小学课本我很容易记得，老师讲解也明白，他们也都喜欢我。最高兴的是学校有什么节日庆祝会，我穿着米黄色校服，戴上顶鸭舌帽，同学们喇叭铜鼓一响，我的心就蹦蹦地跳，觉得这个时刻莫名其妙地“神圣”起来，哨子一吹，队伍出发了，整齐地经过塘边，队伍像条虹，反映水际。心里乐滋滋地对着村中小孩那几百双羡慕的眼光，精神越发抖擞：“黑、黑、黑铁也，赤、赤、赤血也，昌、昌我民族是我天职也。豪、豪气万丈冲霄汉……”的军歌声跟着步伐响遍附近村子，散队回家后，叫你整夜失眠，脑子十分兴奋。到现在，看到盛大的红领巾队伍经过，我就立刻回忆起我的这段生活。
记得场面折杏花，西郊枣熟射林鸦；
天荒地变孤儿老，雪涕归来省外家。
于右任先生，临老时回到故乡陕西三原，写了这首眷恋家乡的诗，回忆他小时寄养外家的生活和老大回乡的感情。我常常读了就要落泪！
自从十九岁离开香港家里以后，我就很少有机会呆在南方，更不要说故乡中山了。我离开外婆家大约是十岁。那时治表弟已经习惯了上学的生活；外婆年老，家里不想让孩子给她添麻烦，我便又由我母亲领回香港读书。从此六十多年没有回去。
小时候从石岐到坑口墟外婆家，要乘小轮船，约两三个钟头到象角乡。再由象角步行到坑口墟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这是很远很远的路程。可是前年和今年我两次回乡“省外家”，从石岐出发，不用三十分钟汽车就到了。杨家的老屋，虽略有改变，杨公的书房没有了，家具也有变化，我只认得我睡过的小房那古老木柜还存在，老木柜如果有知，也肯定认得我这个小孩时代的老朋友。我真想向它嘘寒问暖。从老杨家的沧桑说到我们民族这大半个世纪的沧桑，幸存的老木柜，和幸存的我一样，肯定会长嘘短叹地“哀民生之多艰。”
老外家长年无人，近年来住在香港的惠表嫂有时会回来住一阵子，我以前不认得这位老表嫂，据她说，治表弟早已定居台湾。我问起杨公杨婆的坟山，她也含含糊糊说不清了。
“杨家大宗祠”和祠堂外的一片打谷场兼操场依然存在，鱼塘也依然存在，只是我最感兴趣的茅厕不见了。杨氏大宗祠也不是小学校，而是一家七八十人的成衣工厂，女工们的隆都话，令你我温旧梦。这种接近闽南的隆都乡语，我小时候说得十分流利，现在逗着孩子说，我还会说两句“普通会话”，比如女孩叫“中么蹇（gan）”之类。
现在坑口墟乡几十户人家，有三个工厂，全村男女忙得不亦乐乎。除了外公的那家老屋，全是色彩鲜明的，用瓷砖装饰的。这几年新盖的农村新住宅，两三层楼的建筑和每家都有的大阳台，显现出珠江三角洲的新风貌。六十年前我每天走过的那条小路已经是柏油路，“金山客”家的大宅院。“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；小水沟不见了，我真想念我的“鲶塘匹”和“白眼的笃”！我曾经“堕楼”的米铺没有了；我还幻想再在外家过一宿，以便重温一下老牛通宵嚼草的声音，灶虾（一种比蟋蟀小的草虫）唧唧叫的声音，晨鸡初唱和米店春米的声音，可是我知道这是“白搭”。正如古希腊一位哲人说的：你站在流水里，每一瞬间你都找不回你原来站着的水。
“青灯有味是儿时”，儿童时代，是人一生中最纯真、最无忧、最值得留恋的时代。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
②原注：“李阳冰篆有城隍庙碑。昔闻孙仲瑛言，屺乡丈逝后未几，丈之戚友甲与乙者，各梦见丈，衣冠整肃，云将赴任本邑城隍，姑信其有，晨起买香，人庙致祭，互说昨兆，始知相同。仲英亦香山人，亲闻诸甲、乙云，惟迹颇神怪，事近迷信，然平时崇敬丈之为人者！不欲深究也。”
